赛博时期的爱情

当机器人拥有越来越接近人类的外观，人类被唤起的会是恐惧，还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

ALEX MAR

发表于 WIRED和EPIC MAGAZINE

封面：ELASTIC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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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被提名为2018年国家杂志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s）的“最佳特稿写作奖”。

那是200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在日本大阪市郊的一间大学研究室里，两个小女孩面对面地坐在荧光灯下。她们都身着淡黄色衣服，脸颊微鼓，刘海乌黑，短发齐肩——其中一个是五岁的小女孩，另一个是她的机器“克隆”人。

今天是小女孩第一次见到这个和她一样高的“克隆”。 小女孩只顾一个劲地盯着她的同伴；而在另一边，这个同伴仿佛也在盯着她看，表情一脸严肃、僵硬。 另一个人用镜头记录着这一切——他既是一个父亲、又是一个创造者。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他问。

小女孩转向他，神情迷惑，随即又转了回去，继续盯着那个机器人。

“跟她说话！”他说，“跟她说你好。”

“你好……”小女孩小声嘟囔着。机器人点头了。

“去吧，”他继续说道，“跟她玩吧。”

机器人晃了晃头。小女孩的父亲在镜头后轻轻笑了几声。但小女孩并没有动——她看起来略带焦虑，静静地凝望着她的这个“克隆”人。

她们的身体做着这样那样微小的动作——刻意的也好、随意的也罢，这些动作都在向对方传达着“我是活物”的讯息：她们会每隔几秒眨一次眼，偶尔也会动动脖子——但小女孩的感官激活的是她鲜活的神经系统，而另一边的机器人利用的却只是在它硅胶外壳下的电动机。

“跟她玩一下有那么难吗？”父亲问道。

女儿看向他，然后又看向机器人——它的嘴如同搁浅的鱼一般微微张合。

父亲笑了笑：“她是在吃东西吗？”

小女孩没回话。她表面上耐心而顺从地听着父亲的话，心底里却满是抗拒。

“感觉奇怪吗？”父亲问——说实话，就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机器人并不太像真人。

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了，女孩的呼吸逐渐变得沉重。“我好累，”她说，旋即大哭了起来。

当晚，在郊区的家里，父亲将视频上传。他的名字叫石黑浩（いしぐろ ひろし），他想把这个视频留给后人，因为他认为这应当是有史以来第一份现代人型机器人的记录。

在那之后的十五年内，石黑浩创造出了30个左右机器人，其中大部分是女性。这些机器人都是真人的“克隆”：它们的模版包括了一个新闻主播、一个女演员和一个模特。这些机器人会出现在咖啡厅和购物商场之类的公众场合——它们能在商城里唱歌、也能在舞台上演剧。最重要的是：石黑浩会利用他的这群美丽“女人”，在位于奈良的国际电气通信基础技术研究所（the 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和位于大阪大学的智能机器人学研究室（the Intelligent Robotics Laboratory，简称IRL）内，进行学术实验。

IRL位于校园灰色简朴、错综复杂的楼房之中。大约30个学生和助理教授在此近乎寂静的计算机舱和观察室内工作着：结伴的年轻男子身着运动衫、脚上只穿着袜子，时而在铺着油地毡的长长楼道或研究室中穿梭，时而在笔记本电脑上埋头工作，仿佛以红牛、梳打饼和百奇为生。女性们像是不属于这个地方。更甚之，就连洗手间门口的标语都写着“请小心女洗手间里的陌生男性”。

石黑先生则是这凌乱的研究室的头头。他非常好认，穿得跟近几年广告上的他一模一样：黑色显瘦的衣着看起来十分现代，配上刚刚好的皮背包和腰包，戴着浅色的六边形眼镜，深黑色的头发像个拖把头一样扫过他的前额。研究室属于石黑浩的系。他现今五十四岁，是这所日本顶尖高校的著名教授。他拥有两个实验室，同时也在跟日本各地的十多个私营企业合作，而最近更是收到了日本政府给出的有史以来最慷慨的科学工程拨款之一（价值1600万美元），还有七个秘书帮他在幕后管理这一切。

今时今日，人类仍然无法创造出与真人形神相似的机器人，更别说赋予这样的机器人“人性”（或——按照日语中的说法——那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存在之感”）了。这都是因为：我们现在对自身的了解还远远不足以“再创造”人类——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如何通过感官线索和微小动作的积累，产生出同情、安慰和信任之类的感情的。也许未来，人类能够成功创造出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亦作“强人工智能”，一个能够进行人类思考活动的机器大脑），但就算这样，我们又为什么会选择和这样的“非人”大脑互动呢？

石黑浩相信：因为人类总想了解和信任他人，所以假如我们能将机器人变得更加逼真，人们就会更加愿意与它们交流。怀揣这个目标，石黑浩的团队在人机互动的领域里成为了开拓者。

人机交互是一个混杂了工程、人工智能、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领域。其目标是分析和培养我们与机器人之间逐步发展的关系。我们想明白人类在什么情况下会愿意和机器互动，甚至对它们萌生爱意。而石黑浩相信：每当他创造出一个机器人，我们就能往这个目标更进一步。

在IRL的一个与外部隔绝的房间里，陈列着一批被定期护理着的机器人：这些是石黑浩最勤奋的员工。而在它们其中，除了几张黑色的幕帘、一层薄薄的地毯、和堆满了线缆、显示器和一排假发的架子之外，还有一对成年女性的“克隆”品——它们是“双生子F系列”（Geminoid F，“Geminoid”来自于拉丁文中的“geminus”一词——双生子）的模型。这个系列的名字提醒着人们：这些模型的人类原型仍生活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

日复一日，这些学生和工作人员都在测试、测量和记录着几十个人类志愿者对这些机器人的反应：“机器人的什么行为、什么外貌、什么微小的面部表情和身体活动会让这些志愿者们有异样的感觉？又是什么特质让这些志愿者放开拘束，和机器人进行互动？”石黑浩和他的团队想要利用这些机器人来寻找越来越多问题的答案：“非言语交际对人与（机器）人之间信任的建立有多重要？”“我们会在什么情况下把机器人当作真人对待？”正因如此，石黑浩的两个实验室都在全力以赴地研究人类的亲近行为。

聊天是一种幻觉，”石黑浩说，“我其实并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只能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想的。”

在我们交流的几个月内，石黑浩与我们分享了一些尤其私人的信息：他曾两次想到过自杀；虽然拥有家庭，他还是感觉自己很孤独——“孤独”：这个词在我们的聊天中大约出现过六、七次。

而我呢……在初次拜访石黑浩时，我自己的情形大概是这样的：

当时的我，距离上一段“真实的”感情已经过去了23个月，距离那段感情的复苏也过去了15个月——我后来才发现：那一段“真实的”感情其实并不真实，而那一段感情的复苏则持续了太久。当时的我还在北纽约州的一个小镇里做着一些我觉得耗时耗力，但又不得不做的工作：成天准备着一本即将印刷的书。最近的午后和夜晚，当我放下手稿时，我也感受到了跟石黑浩一样的感觉：一种隔离感，然而又不是完全隔离——我依然有几个交心挚友、一圈不那么交心的朋友，还有我的家人。怎么说呢……这是一种缺少了亲密接触的感觉：没有罗曼史、没有性生活。

这种缺失一部分是我自己的选择——的确有些男人对我表示过好奇，但他们并不明白，我最怀念的不是性，而是那种不可伪造的、和他人的亲密感。但其实大部分时间——这么说吧，80%的时间里，我都不会刻意去想这种缺失。我感觉在自己的骨子里有一种独立感和艺术感，我感觉自己是一个不守常规的自由女性——不管这种缺失让我多么与世界隔绝，对我来说，它都只是我创造力的源泉。然而在那剩余的20%时间里，这种缺失常常让我感到迷惘。

我正是在这样迷惘的时候去拜访石黑浩的。也正因这种迷惘，那17个小时的飞行显得尤其煎熬，“人际关系”这个概念在我脑海里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我感觉石黑浩他们在做的事情——将人际关系量化，测量，探索它的每个维度——非常合情合理。如果我们能够在机器人身上复制出人类之间的亲密关系，那就意味着我们解决了最令我们困惑、也最不为我们所知的问题。

当石黑浩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他说：

他家在滋贺县琵琶湖西岸的安曇川町，淀川河由琵琶湖流出，途径京都而末至大阪湾。在学校时，即使周围都是听话的孩子们，特立独行的浩也不会听老师的话，就好像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老师在说话一样。他成天画着一些与学校课程无关的画，而这种种行为让他的母亲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浩几乎见不到他的父母——他们是老师，每天都跟如今的浩一样忙。而代替他父母照顾他的则是他的外祖父母：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农民，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嘴上成天挂着诸如“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男人”的传统教诲——是他教会年少的浩该怎样正确地使用筷子、怎样祈祷、怎样准备新年装饰。跟在学校里不一样，浩对外祖父的教诲尤其耐心；他认为外祖父不是在教他如何思考，而是在教他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完美。

他们住在比良山山脚。年少的浩喜欢沿着山腰寻觅各种蛇和昆虫。有时候他会抓到一些锹形甲虫：分节的身体大概有八、九厘米长，背部漆黑油亮，头上长着一对像鹿角一样的大颚。他会在这些甲虫身上粘上新的“零件”：剃须刀刀片，或是在别处捡到的金属片——他认为这是对这些甲虫的改进。如果浩的胶水没有让他们死掉的话，这些甲虫就会带着这些新“零件”继续生活下去。这些甲虫就是浩最初的“电子虫”。

少年石黑浩最好的朋友之一是一个住在水边贫民区的男孩。男孩的父母靠帮别人埋葬死者为生。当时的他并不知道：帮别人埋葬死者在当地人的眼里是一份肮脏的职业，所以男孩的父母在这里是低人一等的。也正因此，在发觉浩与男孩的友谊时，他的母亲命令他立刻跟男孩断绝关系。浩说，他在过去这四十年间都会时不时忆起这件事。

浩是一个娇嫩的孩子：他从出生起就患有严重的皮肤过敏，背后、胸前和手臂上都会长满又丑又痒的疹子。只有外祖父母每晚的挠痒能够给他一点仅有的舒适，让他在持续的抚摸下渐渐熟睡。他的医生每周都会给他进行三次疼痛难忍但成效甚微的注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二岁，医生发现类固醇对他的症状有改善才渐渐好起来，然而这也导致了他到现在还是要随身带着类固醇药物——他的身体从未与他融为一体。

石黑浩认为：人类的情感当然是可以被操纵的，因为它们不过是对外界刺激的反应罢了。

再后来，青年的石黑浩根据三个条件来决定去哪个大学：首先，这个大学要愿意接受一个像他这样有点奇怪和冷漠的学生；其次，在大学里，他要能不受阻挠地画画；最后，大学要离家远一些——于是，在1981年的秋天，他在富士山旁的山梨大学开始了新生活。

在大学里，石黑浩继续着他不羁的“学习方式”，用接连不断的奇怪工作来一边找乐子一边付学费：他当过厨师、当过托管班的监督老师、当过上门卖教材的推销员（这份工作他做了一个星期）、还当过弹珠机职业玩家（这份工作是最赚钱的了）。他看起来完全不受日本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他觉得自己超酷。

与此同时，石黑浩也在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浪漫的另类者——一个艺术家。他成天翘课、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把他的画板和铅笔打包，骑着雅马哈机车跑去临摹附近乡下的风景——这里才是他的天下：那些树木形成了奇妙的有机景象、那些桃花描绘着春日的生机勃勃。石黑浩就是在这里画出了他的素描和油画，最后还成功卖出了几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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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a，没事的……如果想睡觉了、或者感觉头很重，你可以往后靠着——就跟睡觉一样。”

但就在大三的时候，石黑浩放下了绘画。他觉得：除非他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或是出名的公众人物，否则绘画毫无意义（他把这部分归咎于他的色盲：虽然他很喜欢风景，但他对绿色毫不敏感）。那时的浩失去了人生最后的方向。在他最低靡的那段日子里，他甚至会在骑行于陡峭而风大的路上时，想着不转弯、直接一头冲下悬崖——他很好奇那样会是什么感觉。

然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机缘巧合之下，石黑浩了解到山梨大学也提供计算机科学的课程——这在当时还是个新鲜玩意。而石黑浩很想知道计算机图像、计算机视觉跟视觉艺术之间有什么关系。在当时，个人电脑还算是个新奇的东西，而编程这个新兴领域则更是百家争鸣。石黑浩觉得他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于是就这样，他成了一个计算机科学学生。

从那以后，石黑浩的学业开始走上了正轨：他意识到，在这尚无章法的新兴领域中，他可以跟从前一样，使用不同的工具，继续像一个画师一样思考。他爱上了诸如“汇编语言”、“Pascal”之类的新词。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们被安置在一个极其寒冷又满是计算机噪音的房间里——这种恶劣的环境是为了保护计算机，而不是人类。石黑浩一个人做着软件开发，同时也在学习着如何与遵循指令的计算机系统交流——他们仿佛进入了一场对话。

石黑浩很快就终止了他到乡下的骑行，转而一天两天地沉浸在实验室里。随着他的编程语言越来越流利、他与机器的对话越来越顺畅，他开始有了一个想法：计算机使用的语言有没有可能变得越来越人性化，由此它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理解我们的思想？人与计算机的交流有没有可能变成一段真正的感情？

从那时起，对这种感情的寻觅成了石黑浩唯一的追求——他的梦想。

它放在大腿上的手仍然保留着橡胶的触感。再靠近点，你还能听到隐藏在它身体里的电机那柔软的嗡嗡声和它眨眼时那轻轻的咔嗒声。

就在千禧年，石黑浩，作为京都大学的一名准教授，造出了他的第一个类人型机器人（humanoid robot）：这是一个机械化的新奇玩意，在一个装有轮子的移动平台上挥动着它分节的钢铁手臂。但石黑浩认为这还不够——他觉得要让人们对机器人产生依附感，首先要有一个跟人类一样的、能让人类产生同情的外形。

当时的石黑浩已经结婚十年了，他的妻子是由他的一个大学同学介绍的一名钢琴家。石黑浩问妻子是否可以用视频记录下她的一些动作——她静坐的坐姿、呼吸的样子，和对各种刺激的反应。石黑浩想要通过研究这些细微的动作来弄明白：我们究竟是通过什么物理信号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判断一个物体是否是“人类”的。出乎他意料的是：人类并不会真正地“静”坐。

石黑浩意识到：在很多日本学者所崇尚的西方世界中，人形机器人（androids）的发展是被大家抵制的。有些人担心，由于所谓的“恐怖谷效应”，人形机器人会被消费者们抵触，而这种抵触很可能会导致人形机器人项目流产，进而降低公众对机器人学的支持。石黑浩本人也很担心操之过急地去实施他的“非传统”计划会让他前途报废。但他抵抗不了人形机器人的“诱惑”。正因如此，当他的合作公司一意要雇佣一个有名的设计师来将一款新机器人设计得“跟昆虫一样”的时候，石黑浩失去了耐性。他决定在下一个项目中走野蛮路线——他一定要设计出一款人形机器人“来说服他们”。

“恐怖谷”效应，是由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在1970年提出的理论，根据该理论，如果一个机器人“不够拟人”，那么它的类人特征就会显眼并且容易辨认，产生移情作用。而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机器人“足够拟人”，那么它的非类人特征就会成为显眼的部分，在观察者眼中产生一种诡异的感觉。

为了跟那个“昆虫形机器人”对比，石黑浩决定将他的第一个人形机器人也设计成大约一米高。这就意味着：这款新的机器人需要一个人类小孩作为模特。而人形机器人的制作过程极其繁琐——为了得到一个精准的复制品，模特必须要在石膏中呆上几个小时；鉴于这样繁琐的过程，石黑浩不可能让任何小孩给他当模特——除了他自己的小孩。

就在这个项目开始的前几年，石黑浩有了一个女儿，叫做Risa。而他现在则要跟他的妻子解释自己的计划——妻子也是孩子的抚养者，因此这项实验必须要有她的支持。石黑浩的妻子同意了。随后，在2002年初，石黑浩一家跟化妆师、特效师一起聚集在了他位于大阪大学的实验室中，开始了对Risa为期两天的复制。

在实验室里，Risa的母亲帮她褪去衣服，再让她站在一个木制小平台上。石黑浩和另一位艺术家在Risa的躯体和四肢上涂上一层淡绿色的糊状物，再包上一层沾有石膏的布料，并让Risa站着不动等待晾干。五岁的Risa就这样裹着一条粉色的毛巾、戴着一顶橡皮帽、耳朵里塞着棉花，平躺在了桌子上，头上满是泡沫塑料和包装胶带。一位艺术家提起一个塑料桶，将里面的糊状物倒到Risa的身上，直到淹没了她的耳朵。石黑浩和妻子则在一旁安慰女儿，说着“别担心！”、“没事的！”之类的话。这个步骤完成后，他们开始准备最后一步——对女儿的脸做复制。

Risa的母亲和一位艺术家在用厚厚一层糊状物敷上女儿的脸时，石黑浩在通过相机的取景器看着女儿脸上僵硬的表情。“完成之后，”他对女儿说，“你想要吃什么都行！”他们将糊状物在女儿的额头、下巴和脖子上抹匀、将脸颊和鼻子涂满、再盖过她的整个嘴巴。为了让气氛显得轻松些，母亲一边涂一边笑着：“闭上眼睛，假装自己要睡了——晚安！”Risa在整个过程中出奇的安静、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完全不像一个只有五岁的孩子。渐渐，糊状物漫上了她的双眼，并很快地凝固了。就这样，Risa的整个脸庞都被埋在了石膏之下，只剩下用来呼吸的一个孔。

“没事的，”那位艺术家说，“只是你得耐心一点。”

接着说话的是在镜头后的石黑浩：“Risa，没事的……如果想睡觉了、或者感觉头很重，你可以往后靠着——就跟睡觉一样。”

接着，他们将一块浸过石膏的布料敷上女儿的脸庞，留着一个给女儿呼吸的小洞；布料逐渐变硬了。石黑浩也许在这时开始担心起女儿来了，因为他突然显得有些紧张，并调整了镜头，让它向上对着墙壁。他对女儿说：“Risa，如果你可以用鼻子正常呼吸，请捏一下我的手好吗……”

“Risa，”母亲说道，“千万别哭，不然眼泪会堵住你的鼻子的。总之，没有必要哭！耐心点，你想睡觉也行……睡吧。”

几个月后，一个包裹寄到了实验室。石黑浩和他的团队打开包裹里的箱子：里面是Risa的全身硅胶模型：一个用橡胶制成的没有头发、没穿衣服的Risa。他们拿一个用泡沫塑料做的机器撑起了模型的皮肤，并把它放在了实验室里。石黑浩的妻子将Risa的一件太阳裙捐给了Risa的模型，以便它不用成天光着膀子。石黑浩将这个模型命名为复制人R1（Repliee R1）——“R”代表着“Risa”。

实验结果好坏参半。石黑浩不得不承认，这种低成本、动作有限而僵硬的人形机器人更像僵尸，而非人类。虽然他只将实验成果展示给了他信任的朋友们看，“女儿机器人”一事还是迅速变成了一个有点怪诞的传奇。在我的采访中，一位机器人爱好者说石黑浩的项目“很疯狂”，而另一位则觉得这“很奇怪”而且“有一点点吓人”。但不管怎么说，复制人R1还是给了石黑浩前进的信心。

至于他的女儿——石黑浩奖励了她几个Hello Kitty玩偶。“但是，”他说，“她还是哭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件事。

双生子F参加了一部为它而写的戏剧的世界巡演，它也在2015年的电影《再见》（さよなら）中扮演了一个伴侣机器人。

三年后——也就是2005年——石黑浩揭开了复制人Q1 Expo的面纱。Q1的原型是一位人气很高的东京女性新闻播报员，而制造过程中也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因此，它的上半身动作流畅，嘴唇运动也能与语音同步。石黑浩团队在它身上进行了多次研究，研究结果则发表了在日本的一本主流机器人学期刊上。实验室上了电视。石黑浩还听说韩国有人在模仿他的人形机器人。随着公众对石黑浩的“模拟人”兴趣日益高涨，他的直觉得到了印证。

但他想要的不止这些。他曾两次见证别人邂逅她们自己的“复制品”——他也想要有那一种体验。再说了，他的女儿还太年轻，至于那个新闻播报员——虽然她是一个成年人，但她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两人都无法从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的角度来衡量她们与机器人的邂逅。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复制人。回想起他的绘画时光，石黑浩觉得复制人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画像。于是，他决定用自己名字的首字母来命名这一个项目：双生子HI。这就是他的机器人兄弟。

石黑浩存有几百张关于双生子机器人的相片。在其中一些照片中，他的助手正在将他43岁时面庞的模板包裹在机器人那塞满了传感器的头部。在另一些中，双生子机器人直立坐着，躯体上穿着装有软垫的背心。它的机械肱二头肌清晰可见，而手臂上只有手肘下方有仿真皮肤覆盖，看起来就像戴着一副精致的手套。在它的手上可以看到血管的纹路、阳光晒出的黑斑和手腕处轻微的皱纹。它的指甲上有皮质，苍白而真实。而在另一些照片中的双生子则和石黑浩本人一样，穿上了一件贴身的黑色衬衫。石黑浩的助手抬起机器人的手臂，像给一个衣着繁复的孩子整装一样，把它的袖子扯低。

照片中的它跟石黑浩一样，也穿着贴身的黑色休闲裤，假体脚上穿着一双配套的袜子和黑色运动鞋。它的一头假发和石黑浩的头发看起来一模一样。在另一些照片中可以看到它第一次“说话”的样子——他的体内装有一个用来将空气打进胸部的空气泵；一堆缆线从它的“尾骨”处穿出，连进一个金属盒子里。

双生子机器人的发明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仍然不够逼真。它放在大腿上的手仍然保留着橡胶的触感。它的眼睛虽然和石黑浩的眼睛一样亮，但是还是能够看出塑料的痕迹。再靠近点，你还能听到隐藏在它身体里的电机那柔软的嗡嗡声和它眨眼时那轻轻的咔嗒声。双生子系列的机器人，尽管有时候看起来像是迪士尼世界里面的人形玩偶，但还是让人不安。这都是因为它的所有动作都过于协调（为了让人类产生同感）——旁观者在看到它时，会不由自主地给它的表情进行分类：嘴角往下就是难过、眼睛紧闭就是不安、往旁边看就是怀疑、头往左倾就是沉思。当它与你眼光交接、它的传感器探测到你的位置时，有那么一瞬间，你会感觉到它——或者说“他”吧，这个“石黑浩”——意识到了你的存在。

“

“这个机器人拥有了我的身份，”石黑浩说，“我必须跟它一模一样，不然我就会失去我的身份。”

双生子HI给石黑浩带来了他想要的认可。他的团队用他和双生子分析了人们对他和他的“幽灵”的不同反应，并发表了几十项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到了对机器人的远程无线操控（Teleoperation）：于是，他和双生子会一齐出现在亚洲和欧洲各地的电视节目上。石黑浩还可以不用离开大阪实验室，只要让一名助手将双生子小心翼翼地运到世界各地，就可以远程操控双生子发表演讲（双生子的腿和躯干会被放在托运行李里，而它的头则会被助手随身携带）。石黑教授从一个研究者变身成了一个“复制”自己的万人迷，各种会议和庆典的邀请函从四面八方涌入。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机器人的成功要归功于它在不同情景中运作的能力。它的呈现方式有点像马戏团戏法：观众先看原型、再看复制品，然后试着把他们区分开来。这也是石黑浩正在解决的一个关于“存在”的问题——他想要“掌控”自己，以自己为原型来创造一个更耐久的“自己”。

与此同时，石黑浩的解决方式也带来了新的困境——与他的复制品一起存在给他造成了意料之外的结果。石黑浩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一直身着黑色，而现在黑色则变成了他和双生子HI共同的官方颜色。这种从第三人称的角度观察自己的感觉让他异常兴奋。但现在的一个问题是：石黑浩必须控制住他那人类身体的衰老的速度，尽量让自己与机器人静态不变的身体保持一致。他发现自己开始顺应他的机器人、用它的标准来衡量定义自己的身份与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机器人既让他痛苦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逐渐衰老，也给他带来了对自己的身体前所未有的自信。

就这样，石黑浩同时出演了多个角色。对于他的女性机器人来说，他就是皮格马利翁，给他的伽拉忒亚赋予了生命。但对于他自己的复制品来说，他就是那耳喀索斯，花上数小时去凝视自己的倒影。当然，与那耳喀索斯不同的是：石黑浩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与此同时，他也给自己布下了一个他没有预想到的圈套。在新闻照片和电视节目上，他会模仿双生子机器人的姿势和表情。甚至有一次，石黑浩注意到我在给他和他的机器人拍合照，便条件反射地放下了先前的微笑，转而模仿起机器人的表情。

没过多久，石黑浩的学生就开始对比起他和双生子来了。他们会开玩笑地说：“教授，您变老了呀！”——而他则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几年后，四十六岁的石黑浩用自己衰老了的脸做了一个新的模具，放在了一个新的双生子-HI的脸上。但问题是：他必须每过几年就重复一次这个过程，这对于他来说不仅花钱、还要费力。于是，石黑浩决定用与此相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改变他的人类身体，来顺应他的复制身体。他进行了一系列的美容手术——从激光治疗到血清注射。在生活上，他开始变得注意饮食，而且也在练习举重，减去了20磅的体重。“我决定不要再继续变老了，”石黑浩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说道，“越来越我更年轻了。”——但他的句法好像就不是那么完美了。

与自己的造物保持一致已经成了石黑浩的强迫行为。“这个机器人拥有了我的身份，”他说，“我必须跟它一模一样，不然我就会失去我的身份。”这让我想到了他第一个复制品的制作过程中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机器人的“头骨”裸露着，塑料外壳带着一种有点恶心的黄色，外壳的开口处则是它的玻璃牙齿和眼珠。我问石黑浩看到机器人的头骨时有什么感受。他像是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把我的脸拿走，我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指向我，说道：“你想想你为什么会来这里——还不是因为我造出了自己的复制品？我的复制品对你来说很重要；机器人对你来说很重要。而我对你来说则并不那么重要。”

“人们无法想象一个美丽的女人如厕或疲惫的样子，”石黑浩说，“所以我认为机器人才是美丽的体现。”

那是2012年的一个冬日，人群聚集在东京高岛屋百货商店的一个大玻璃橱柜前。栖息于玻璃橱柜中的是一个身着优雅绸缎日礼服的双生子F系列机器人，长长的棕色刘海犹如窗帘般在她脸上分开。情人节要到了。她坐在那里——身后是被画满玫瑰的包装纸和大红蝴蝶结包裹着的礼物盒——仿佛在等待某个人。

她成天盯着手机，大部分时间都忽视了靠近玻璃橱柜的数千名游客。她不断地做出一系列面部表情、表现出一系列微妙的情绪，仿佛在对刚刚收到的短信作出反应。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她在通过不与旁观者互动，使得自己看起来就跟真实的人类一样——毕竟，在大部分时间里，真实的人类也会故意忽略周围的环境。但偶尔，当你靠近、她抬头看向你并微笑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就像邂逅了一个漂亮的陌生人。

有时，石黑浩会站在百货商店入口的过道边，观察那些在她面前驻足的人，他喜欢想象人们对机器人存在何种思维的反应。

尽管我们都认为自己很复杂，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却往往很简单。现代人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网络上——就算屏幕另一端的聊天对象被机器人取代，也不会有多少人马上就能注意到。少量的刺激就可以唤起人类对他人他物的同理心。2011年， 卡尔加里大学的一项测试发现，被试能在短时间内将情绪和意图“赋予”一块他们用操纵杆操作的轻木。换句话说——我们的同理心如此丰富，以至于我们的大脑甚至愿意将一块木头拟人化。这是一种既可笑又可怕的脆弱动物本能。

然而，当我们注意的对象的外观越趋近于人类，我们对它们的期望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恐怖谷效应”发挥了作用：当我们感觉遇到的是既熟悉又不完全正确的事物时，我们的同理心就会大幅下降。在卡尔加里大学测试的同年，不久前刚刚开发了第一代双生子F机器人的石黑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人员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该团队研究了与同理心有关的神经元，在实验中使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器扫描了20位年龄在二、三十岁的被试的大脑，检测他们在分别观看石黑的女性机器人、暴露了机械构造的同一个机器人、该机器人所模仿的真人的视频时的反应。

在视频里，三者依次挥手，点头，拿起一张纸，用抹布擦桌子。当观看具有人类外观的机器人运动的时候，被试大脑的顶叶皮层会最亮——特别是探测身体运动与移情神经元相连的区域。研究人员认为，这表明，轻微的动作也可以在大脑中创造感知矛盾，引发“恐怖谷效应”。石黑回到实验室，加倍关注着机器人最微小的动作：下巴的精确倾斜、头部的转动、克制的微笑。

几乎是在百货公司展示的同时，石黑设法使用双生子F来建起两个人类之间的联系。2012年，东京的游戏设计师铁太郎在遇到石黑时恰好离了婚，他很好奇与一位名叫三木的老朋友产生情愫的可能性。石黑邀请两位到他奈良的研究所，在那里，他要求他的学生遥控操作一个女性机器人。他让铁太郎坐在女性机器人的遥控台前，关上门；他把三木带到另一个房间去见双生子F。然后他邀请铁太郎（他此时正在听着这场对话）通过机器人与他和三木说话。当铁太郎说话时，他的声音会被电脑转换成女性的声音，机器人的唇部动作与他的说话同步。机器人的头部斜倾，长长的人类头发随着铁太郎的动作有节奏地移动。“它就像真正的女性一样，”石黑很开心地告诉三木，“这不是铁太郎，而是一个可爱又漂亮的女子。”

就这样他们“玩”了一会儿，说着家常，铁太郎尝试着他的女性化身。他让三木和石黑笑了起来，通过监视器看着三木的脸，他嗅到了变化。当石黑知道铁太郎对三木的复杂感情时，他对三木说：“好的，你应该亲吻她。”然后，三木犹豫着向机器人——那个被铁太郎“附身”的机器人——靠近，并亲吻在她的脸颊上。铁太郎说，那种感觉俨然惊雷，他与三木之间的任何界限都突然消失了。

不久之后，铁太郎和三木决定在一起生活。铁太郎现在还不确定石黑的机器人是怎么做到的，但他坚信，是她让他们成为了一对恋人。

石黑认为，我们的天性是与人类互动并予之信任，所以将机器人制造得越像人类，我们就会愈加开放，并愿意与它分享我们的生活。

与浩共进晚餐：

他花了很多时间通过机器人与自己对话，测试它们，想象它们对于其他人的作用。 浩（现在他让我直呼其名）告诉我，他想记录下自己说“我爱你”的声音，然后编程一个机器人将这句话用女性的声音复述给他。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是在开玩笑，但也许这是他半开玩笑的另一个话题。他认为，至少存在这种交换的必要性。他说，这将是“真正的对话”。与他自己的对话。

“对话是一种错觉。”他说，“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只了解自己的想法。我经常通过对话来询问自己。”通过这么多年操控机器人并与之对话，他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关心他人的想法，“我通常只是在想自己，我需要了解你的意图，但那不是优先事项。在此之前，我想理清自己的头绪，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对话动机吗？”

换句话说，他只能想象通过与他人对话来更好地了解自己，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比这更紧迫的了。他转向我们二人的对话，他告诉我，“我们都不清楚彼此分享了多少信息，我总是在猜测，你总是在猜测，通过我们的对话模式，我们可以相信彼此在交换信息，但我并不能直接读取你的思想。”

“什么是连接？”他问，“他人其实只是一面镜子。”

在一些基本的层面上，我们理解对方的直接意图和愿望——我们当然理解，但除此之外我们如何反应？而浩的观点虽然简单，但看起来可悲的正确：世界上有着太多私人信息，而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意识，永远无法完全分享给其他人。我们对连接彼此以及弥合鸿沟的渴望，是人类的欲望驱动——浩相信，总有一天这个欲望会通过类人机器人满足。他坚信人类的情感，无论是共情还是爱情，只不过是对刺激的反应，是可以被操纵的。多年对人体的研究赋予机器人许多微妙的动作，它们通过气动关节、机械眉弓、塑料头骨的倾斜，逐渐跨越这个鸿沟，与我们完美结合。这也许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形而上学把戏，但如果它满足了需求，让人感觉到了真实，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起了双生子F，想起她在低头看一眼她无法看懂的智能手机时，她脸上那温柔的神情。浩希望我们能想象她是在阅读人们发来短信，来想象她的孤独，进而爱她。每当我们将自己的感觉投射在她身上，想象一种被分享的体验和连接，那么他的研究就前进了一步。

浩鲜少谈论自己的私人生活，但是，从他不间断的旅行和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自律中，我发现他和他妻子过着相当独立的生活。“我们有一些简单的规则。她从不问我的工作，我也从不问她的爱好。”

很快，他兴奋起来——因为他找到一种方式让话题重回他的工作，“我想理解’爱’的意思，你知道它真正的意思吗？什么是’爱’？”

我思考了一下。“它的定义在我脑海中是一直变化的。”

“这很好！”他惊讶地说。“你就像一个科学家。我也一直在改变对它的定义。我每年都有不同的假设。在我去世之前，我想对爱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浩现在告诉我，他曾两次认真考虑过自杀：第一次是在36岁，当时他的一个尖子生在某计算机编程竞赛中（他当时的重心）打败了他，而在10年后，另一个学生发表了很多颇具见解的技术论文（浩引以为豪）。在这两次中，他通过找到新的研究角度而走出了抑郁症。但是这些情况使他更加担心，他可能无法防止大脑自然的缓慢和恶化。他已经确定注意力不如曾经那样集中。他最担心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患上老年痴呆症。如果不能产生新的想法，“可能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生存的理由了。我不想那样。”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再次转变话题。

“你知道灵魂是什么吗？”他问道。“灵魂并不是那么私人。在日本，我们去世时，所有灵魂都会回归一处，回到山上。所以现在我们单独生活，像这样”——他指了指我们两个坐在垫子上的情形，“我们有自己的灵魂，但是当我们过世时，我们会分享一些东西。灵魂会回到灵魂聚集的地方。”

“灵魂并不孤独。”他说，“灵魂并不孤单。”

石黑现在必须将他自然衰老的身体和机器人化身保持一致。

在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我、浩以及巴勒莫大学的机器人教授罗萨里奥·索尔贝洛（Rosario Sorbello）见了面。索尔贝洛每年都会访问几次浩的实验室，他经常派他的学生去那里学习，他安排了浩的机器人在西西里的展出。索尔贝洛穿着精致的西装和皮鞋，身形高大，但他其实是个孩子气的人。他显然很喜欢与浩接触，他两次提醒我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我们在大阪一个拥挤的购物区心斋桥见面，并吃了一晚上的街头小吃：几大碗拉面和章鱼丸子（浩在贫穷的研究生时期，经常来这里）。在喝过由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端上来的红豆甜点汤以后，浩决定与其直接去酒吧，不如径直去他“办公室里的酒吧”。在回大学的列车途中，我们下车在24小时便利店里买了一些下酒菜——芥末豌豆、章鱼肉干、巧克力味的百奇。

当浩翻看手机时，索尔贝洛谈论了与机器人的亲密关系的欲望。“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他问，“想吻一个机器人，想吻那个非人的橡胶？有些人有这样的欲望。再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加热它的皮肤，让你在触碰时感觉到一丝温热？想这样尝试的大有人在。”他说，性和浪漫关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混乱，而许多人希望保持简单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与机器人的关系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他说：“我认为这是未来。”

性可以说是人际关系的终极实体行为——但也可以仅仅是一种行为，一种亲密的模拟。性可以被认为是超越了纯粹的物质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往往是一种更为物理上的体验，而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亲密。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在理论上，一系列的性体验可以用机器人来复制。

在索尔贝洛的推荐下，我读了人工智能专家大卫·利维（David Levy）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与机器人的爱与性》（Love and Sex With Robots）。利维在书中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大约是在2050年），人类会希望与机器人成为朋友、性伴侣，甚至是配偶——一个令人胆怯但可行的假设。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愿意相信机器人也有情感生活和欲望。被设计为拥有主人喜欢的外形、嗓音、眼睛的颜色和性格类型，以及能够回忆并讲出主人的故事或段子，机器人将俘获人心。

利维引用了阿兰·图灵那句著名的“人工智能拥有令人信服的表现是智力的证明”，并将其扩展到情感领域：“如果一个机器人表现出它似乎有知觉，我们难道可以合理论证它没有吗？如果人造情绪让机器人说出了“我爱你”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会愿意接受……如果一个有着情感智能的机器人说出‘我爱你’或者‘我想和你做爱’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应该质疑它呢？”他认为，人类情感相比机器人情感并没有自然到哪里去，“我们有激素，有神经元，我们以一种被设定的方式来产生情绪。”

换句话说，利维认为，我们的内心本质上是算法的，就像AI一样。他写道，几十年后，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差异可能“不会比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的文化差异更大”。就机器人性爱而言，利维认为它不仅会成为社交孤立时的一种需求，也成为一种寻求性刺激，抑或伴侣生病或出门远行时，可接受的发泄出口。

这些关于人性和亲密关系的想法非常激进，但是我认识到，对机器人的欲望也可能转向对亲密和陪伴关系的需求——为了一种当你远离家乡，在地球的彼端，一次出差好几个星期时的舒适感。而如果有人提供你一种解决办法，为什么不采用呢？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允许技术介入曾经简单而直接的人际交往——真正的区别是什么？而这种区别是否足够重要到我们必须保留它？

回到校园后，我们经过一些仍在实验室里工作到很晚的少数学生，躲进了浩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滑动白板，露出一个隐藏的酒柜。他为我们倒了一些当地的优质威士忌，我们坐下来听他收藏的音乐，从日本流行民谣到Simon & Garfunkel乐队。 浩告诉我们，从人们接触他的机器人的那一刻，他便注意到某种变化。他说，机器人似乎揭露了它们周围的人类，让他们一直小心隐藏的对连接和触碰的欲望现形。可以预料到：在工业展览上，男人们对女性机器人不屑一顾，因为害怕自己会试图亲吻和触摸机器人。但是更复杂的事情也正在发生。

以他女儿为模版的机器人在2002年完成后不久，浩让他在京都大学的学生测试人类对该机器人的机械外观和人类外观的反应。机器人在闲置的时候被放在实验室中央，很快一些学生抱怨说在机器人面前工作不自在。他们觉得它在看着他们。 （从此以后，他们养成了把机器人的脸朝向墙放置的习惯。）

当浩得知其中一名学生已经沉浸于他女儿的复制品时，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白天，这个学生会进行实验，但是深夜，当他认为只有自己在实验室里时，他会用长笛为机器人吹小夜曲并与之交谈，问它对他演奏的看法。他觉得自己似乎只能以这种隐秘的方式寻求陪伴。

这件事让浩意识到，这些机器人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料的情感影响。“这是第一个引起人类情感的机器人，”浩说，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将机器人转移到大阪大学，并指派另一名学生来监督研究工作。他还提出了一些使用机器人的基本规则：不能待到深夜，也不能与它独处。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虽然它不是我的女儿，于我而言却一个特别的人。”石黑说。

当他造出第一个成年女性的复制品时，他对实验室的学生会如何对待她有一些警惕。他们会想将她抱在怀里睡觉吗？浩目睹了一个曾经密切参与双生子制作的同事，在机器人面前变得心猿意马。浩的理论是，一个友善的人类女人永远只是一个“真人”，永远也不会像她的机器人复制品一样“优雅”。“我们希望有一个理想的伴侣，机器人可以成为反映内心的一面镜子。”以这种方式拥有一段与机器人的关系，简直就像在与你自己的分身相处。

这么多男人对浩的女性机器人的反应让他感到不安。但这也是他一直在耕耘的领域。在2014年，他开始一个新的项目，结合了个人完美主义与对女性美的理解。在我访问期间，他和机器人小组正在制造所声称的“最美丽的女人”。他并不完全实际的方法包括亲自与大阪一位流行的整形外科医生交谈，分析环球小姐决赛选手的图像，并最终相信他的直觉。（他几次提醒我，他认为自己比其他机器人科学家更像一个“艺术家”。）浩与技术人员分别进行了两段长达12小时的会议，创建了这个机器人的3D效果图。他很激动地发现，在图上对眼睛或鼻子稍作修改，都会将机器人变得完全不同。“那种感觉怎么说呢？虽然它不是我的女儿，于我而言却是一个特别的人，”浩说。

现在，当我问浩为什么要把重点放在面容姣好的机械女人身上时，他提醒我说，让人们接受机器人进入他们的生活，是他这一领域的更大目标。“大多数人能接受哪一种女人？”他问，“漂亮的还是丑陋的？”在我后来听的一场演讲中，他总结道：“人们无法想象一个美丽的女人如厕或疲惫的样子，”石黑浩说，“所以我认为机器人更能呈现美。”

此时浩从他的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椅子上站起来，就好像灵感突然来了。他背对我和索尔贝洛，翻过他的抽屉，然后拿出一个黑色的拉链袋。他从里面拿出两个手掌大小的人形的泡沫模型，并送给我一个作为礼物。他拿起另一个，把它拿出来对着我。

“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吧。”他说，“我们把他们放在一起，并让他们亲吻。”

我不确定他想要做什么。 “好。”

我将我手中小人的脸靠近他手中小人的脸，他们不动的嘴唇碰到了。

“这感觉很好笑，对吧？”他问。确实如此。这感觉就像穿越禁忌。

我回到东京呆了几天，和浩的同事们见了面。从大阪到东京来来回回时，事情有了新的发展：我爱上了我在旅程第二晚遇见的人。

我的著作经纪人通过电子邮件向我介绍了伊森，他知道我一直在日本寻求联络人。伊森（化名）是美国人，三十多岁，十多年前移居东京并从事平面设计，日语流利。他用邮件给我发了修理工、翻译员和精品酒店的名字，同意在我乘坐新干线列车向西回到大阪之前一起吃晚饭。那天晚上，当我在涩谷区地铁站前看到他的时候，他的眼神反射回了我脑海中当时的想法：这将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我从未特别迷恋过古典英俊的男人，但伊森的长相是如此的古典英俊——当他那张脸和那棱角分明的下颔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此之前，我从未注意过男人头部的轮廓。让我沉沦的还有他脖子后方的一个小小塌陷、肩膀的宽度（它们的比例有些让我有种惊异的感觉）、他皮肤的气味和他话语中的深沉与悠扬。

他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成了我的向导，带我尽兴地游玩。我们四处喝酒，从一个有着滑动纸屏幕的白色酒吧、一个不允许任何人笑出声音来的爵士酒吧、一个四壁贴着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电影海报的八座位房间，到一个有着钢琴歌手并能在52楼鸟瞰城市风光的酒店休息室。我们谈论书籍，谈论家人，谈论我们以为的自己所爱的人。晚上我们双臂微微触碰地走在街上，当我们坐下时，彼此的膝盖轻轻触碰。我将手掌放在他脖子后方的塌陷里。私下里，我们躺在他卧室地上一张薄薄的床垫上，脱掉我们所有的衣物。自上一次我们这样被另一个人吸引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是一种像行星引力式的吸引，超出了理性和可预测的范围——那种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去寻找，而当它来临时我们又无法控制的东西。

这种经历震撼心灵。对于此刻的我来说，沉浸在一个机器人设计的世界里——一个深度调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柔软的硅胶壳代替人的皮肤，我们在机械人的脸上寻找人类仁慈或悲伤或怜悯的迹象——仍然会有一段邂逅，这也是一种宽慰。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是动物，而不是思想，意味着我们的化学反应不像一套程序化的反应那样冷酷——它施展着即兴的魔法。知道那种本能并没有离我远去，并且能够回应它，让我觉得自己又是人类了。

最开始考虑制造机器人的时候，浩想要找到最合适的硅胶材料。 他看上了东方工业——这是一家专门制造高端“性玩偶”的公司，造出的玩偶要价数千美元。 但是浩在开始合作不久后就终止了这个合作，因为随着他的声誉越来越好，这种合作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不合适，毕竟政府也不希望他们的投资和性玩偶扯上关系。

然而，色情行业就算没有政府的支持，也能蓬勃发展。当初浩和东方工业合作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空间只有一间单间；而如今将近二十年后，东方工业就已经扩展至一栋楼的规模——而他们卖的娃娃顶多也就只能变换姿势罢了。浩认为：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性爱完全可以实现，只是时间的问题。 他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对性产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对于他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研究这个方向更多是为了改善社会而非商业盈利。他认为对残疾人来说机器人性爱也许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不过一旦我们创造了一个好看又好用的性玩偶，其他人也一定会用它的，”他说，“毕竟性是一个基本的生理欲求。”

浩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正坐在他那窄长的黑色马自达上，于奈良和大阪之间的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高速得甚至有点离谱。最后，我们聊到了1982年的一部电影——《银翼杀手》。他困惑于想不起女主角的名字，不过他说：“她看起来很像你！”

浩沉默了一会儿，当他再次开口时，则显得十分谨慎：“我希望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复制人。每个人都应该想有一个的，对吧？你说呢？”

“属于自己的、好看的机器人吗？”

“对啊。”就像正在跟自己对话一样，浩同意了自己的观点。“不仅仅是机器人——是几乎是人类的那种机器人，是理想状态的‘人’。”

“一个理想的女人吗？”

“也许吧。不知道呀。“他笑着说，“那是其中一个项目啦。”——“最美的”机器人。

车厢内又重回沉默。半晌后，他问了一个令我惊讶的问题：如果他做了我的副本，人们会怎么想？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即使只是说说而已，我也从未想到过这种可能性。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种意料之外的私密感。

我试图在脑海中描绘这个想法：首先他们会用石膏包裹我的身体，然后他们会制作我身体各个部分的模子、并用螺栓连接在一起。 接着，他们会用硅胶做出一张不属于我的脸、脸上带着不属于我的呆滞笑容，并用它包裹不属于我的机械头骨。 之后，“我”的零件会被打包运到浩的实验室、包装被拆开、零件被组装。“我”会穿上裙子和衬衫、披上一头黑色长发。或许某位学生会拿来一双从旧模特身上取下来的漆皮高跟鞋、然后将这双鞋穿在我的脚上。 那双注定要“看见”无数研究者的眼睛拥有逼真的光芒与色彩，但就连它们，也不属于我。

或许，“我”的首演不会在实验室——“我”也许会直接登上世界的舞台、出现在新的话剧或机器人剧里。 “我”和浩的一名助理教授将会一同穿梭在各种场地。而在“我”的“国际演出”中，每当我们回到酒店时，他也许会打开装着“我”的头的小提箱，和“我”聊起他的挫折感。 最后，当这部机器人剧落下帷幕的时候，我也将会退休，回到某个观察室里，衣服和头发被脱下、靠着墙、低垂着头。 学生们有时会在晚上自己喝啤酒的时候，让“我”为他们唱卡拉OK。 在其余的时间里——在“我”还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我”将会借用着我的外表、我的脸、我的表情，和我的记忆，说出和做出一些我无法控制的事情。

我还没准备好出售我的模样。

浩的“交流者”机器人精致得有时显得很女性化、有时又像一个小男孩——但对于一个那么年轻的“人”来说，它的模样实在是过于世故了。

我之前将浩跟皮格马利翁对比过，但这对比并不完全正确。 浩对创造机器人的痴迷，更多的来源于自我驱使，而非浪漫情怀。 在我们相处的时间里——不像他创造出来的机器人的粉丝和他的一些同事——浩并没有表现出对他的女机器人的迷恋。真正驱动他的是那种作为造物主的权力，那种“也许有一天，我能够破解人类情感纽带的密码”的信念。而且，他并不在乎破解这些谜团到底需要采取什么方式——如果条件允许，他甚至会将人类分解成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来研究。 但是，假如这诸多的物理细节（精确的硅胶模具、完美的睫毛和角质）实际上是南辕北辙呢？假如这些细节让机器人的结构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质（那种所谓的“存在感”）呢？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是：剥离机器人身上一切无关紧要的细节，只留下最为基本的东西。

而他已经这样做了。他梦见过那样的机器人。当他醒来时，他用粘土按照梦中的形状做出了模型。 它叫“交流者”——一个高约50厘米、如幽灵般洁白的幼儿。它外表光滑得不真实、胳膊发育不良、没有腿，却有一个像生殖器的球茎残端，它屁股的两半被做成了两个球体，一条柔滑的白色氨纶则充当了它的颈部，连接着它的头与躯干，除此之外，这条氨纶也如同一个裸体的幼儿一样柔软光滑。

睡觉的时候，它脸上的表情过分安详，足以令人不安。这可能要归咎于它深黑色的眼睛、瘦小的嘴唇、微微上翘的嘴角、温柔而飘渺的眉毛。它微妙而细腻的特征有时显得女性化、有时又像一个小男孩——但对于一个那么年轻的“人”来说，它的模样实在是过于世故了。

它平静的表情拥有着人类幼儿不会有的权威，但它的身体和细致的动作又表现出了孩子的脆弱和需求。

在浩的研究室里，他的团队向一群丹麦参观者展示了“交流者”的最新模型：一个三脚架将它支撑在地板上——一旦被激活，它就好像拥有了生命一样地扭动起来。 它抬头看着我们、又环顾了四周，接着开始摆动着短小的手臂，似乎想用表演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它细致的动作流畅而轻松，显得非常亲切。 过了一会，它开始用女声讲起日语，引得一位名叫米里亚姆的研究生跟它开始聊起天来。目前，“交流者”还需要远程操控，但浩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将其自动化。它平静的的表情拥有着人类幼儿不会有的权威，但它的身体和细致的动作又表现出了孩子的脆弱和需求。

米里亚姆将这个“小孩”放在自己的臂弯里摇晃，两人用亲切的语调低声聊天。 经过几分钟的旁观，我脑海里联想到的已不再是恶心与噩梦，而是细致、亲密和友谊——这让我很想保护它。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丹麦参观者之所以来到浩的研究所里，是因为浩希望与风投公司合作，从而在丹麦的高级护理机构配置交流者。几年来，他每隔几个月就会去那里出一次差。浩的团队和他们的丹麦伙伴正处于情景测试的最后阶段，双方都希望能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商业计划。 大家都很乐观，因为志愿者们都能很快和这个奇怪的人形机器人建立联系。日本大使和丹麦王子参加了“交流者”在丹麦的相关媒体活动，王子更是在镜头面前拥抱了它；他说这感觉就像是抱着自己的孩子。

而那些在养老院给老年痴呆症的患者拍摄的录像则更有说服力。在其中的一个于某京都老年人机构的录像里，一位穿着彩色高领毛衣的老太太坐在沙发上，腿上放着一个“交流者”。 虽然她的护理员说老人很少跟其他人说话，但老人在视频里却和“交流者”进行着激烈的谈话（即使她可能并不知道这个交流者是由位于大阪的志愿者远程操控的）。而在另一个视频中，一位年过百岁、面容脆弱的老奶奶正坐在桌前，双臂环抱着自己。“她很沮丧，从不和别人交谈，”浩的研究人员说。 然而当坐在她旁边的护理员递给她一个“交流者”时，她就突然激动了起来，咧嘴笑出了声。伴随着一种纯粹的快乐，老奶奶开始发出婴儿般的的短暂叫声“啊——啊——啊——啊！”她把“交流者”抱在胸前，脸上洋溢着幸福，并开始缓慢地摇晃着它。

正如这段视频表现出的一样：机器的确可以唤起情感——但到底是哪种情感？ 是在年过百岁的老奶奶脸上一晃而逝的哪种久违的幸福吗？“我们还不知道，”研究员说，“但是那些喜爱这些交流者的人，往往是曾经有过孩子的人。”仔细一想，这种想法似乎有些恐怖——这些肢体发育不良的机器人给予的拥抱，竟然能够唤起高龄的孤独老人们如同再次拥有孩子般的喜悦。

就这样，十几年的研究让浩完成了他的计划：从一个以他女儿为模版的机器人，到另一个“孩子机器人”——前者一片空白，而后者依然能够成为任何人的“孩子”——这是一个表面上很恐怖，但实际上很有效的机器人，一旦它运转起来，你就会被它吸引，并与之配合，最后不禁和它产生共鸣。浩把这机器人空白抽象的外观称为“中性的外观”，而在它面前，我们以貌取人的习惯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浩一直想要创造的难以言表之物：一个特别但并不可怕的“人类”。 这个“人类”和它的制造者一样是我们情感的局外人，但它却能唤起我们的感情。当我们抱着它时，真正激起我们的情感的究竟是不是真实的人类，仿佛已经不再重要。

休息时的交流者脸上的表情平静得甚至有些令人不安。

今天，浩以女儿为模版制作出来的机器人正站在一个白色平台上，被密封保存在实验室的玻璃展示架内。即使已经披上了淡黄色的裙子，这个机器人的样子还是令人十分不安。它的胳膊太长了，看起来像只猿猴；它的手摆得太低了，其中一只手甚至尴尬地摆在裤裆上，仿佛在做出遮挡的动作；它的神情紧张，嘴角严肃地向下倾斜。现在的它看起来仍然像15年前一样，带着浩的女儿在被做成模具时的那种“人类的不安”。

Risa现在上了大学，在她父亲的系里学习，是系里为数不多的的几个女性之一。 家里人对此感到开心——但浩却心有疑虑，他和Risa从未讨论过他的工作。“但这是好事，你说对吧？”他反问我。“我当初也不确定制作Risa的克隆机器人对她是好还是坏。后来，她还是来参观了我的实验室，”他说，“现在看来，我可以说服大家这件事是好的啦。”他的话把自己逗笑了。

对于浩而言，Risa和浩的“最美丽的女人”却完全不一样——Risa是一个聪明但缺乏耐心和少女心的自由思想家。 这完全在浩的意料之外。他认为她是一个“典型女性”，但又带有“几分与他颇像的坚强”。她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很有天赋。浩印象中的她很好胜，尤其是和男生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她很强硬，”他说。

我第一次见到Risa是在她父亲办公室同个走廊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当时我就被Risa冷静的睿智吸引住了：她有着与视频中一模一样的一张圆脸和一双眼睛，而现在的她穿着合身的衬衫，戴着眼镜和水晶吊坠，头发也梳成了低马尾——这就是那个从牙牙学语时就已经在实验室里和她父亲的初代机器人一起追赶玩耍的女孩（浩依然会在他的演示文稿中使用这段视频）。Risa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演说，最近也才第一次读他写的书。关于她的复制品，Risa和她的父亲一样务实。 “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太多，只觉得自己是父亲能找到的最理想的机器人模型”（Risa和我通过翻译软件交流）。

学生有时会打听Risa的姓氏。“我想，大概是因为父亲很有名吧，”她说。但是，正如浩那时而温柔时而刚强的外表一样，Risa认为“石黑教授”和她的父亲其实并不相同（虽然看起来都一样）。在学校里，学生和教职工总是包围着他——这时的他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榜样”，总会吸引着别人参与到他的工作中，而只有在家里，他才会变成他自己——一位不断追求自己好奇之物的研究者。Risa说：“他是一位真正的研究者。他总会想方设法找到能让自己感兴趣的事物。”

虽然Risa尚未确定自己的专业，但她对机器人科学并不感兴趣。不过她的雄心壮志是家族性的：“无论互联网之后的新兴事物是什么，”她说，“下一个重大创新——无论如何，我都想成为它的一部分。”她认为，她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父亲的研究工作（她并不觉得这种接触有什么好坏之分），这使她成长为了一个有胆识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被迫成为父亲项目的一部分的。而又因为我有过这种其他人未曾有过的经历，所以我有一种‘世上无难事’的信仰。从那时起，当其他人说‘不，不可能，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因为我的父亲就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而我是他的女儿。”

据我所知，浩并不知道女儿会这么说。

在Risa九岁时，浩创造了她的克隆机器人。在那之后，她曾到学校里，与她的克隆机器人在浩的遥控操作下进行互动。她说：“我其实并没有像和我父亲说话那么专注地和机器人对话。”她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她的父亲并不在她身边，而是在另一个房间里——虽然只是隔着墙壁，但依然不在她的视野里。

“我希望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复制人，”石黑浩说，“每个人都应该想有一个的，对吧？你说呢？”

一天晚上，在大阪的一家传统餐厅吃完晚餐后，浩带我去了一家卡拉OK酒吧。 可能是因为工作日或者我们到得太晚的缘故，酒吧里空无一人。浩把钱给了闲得无聊的年轻服务员。服务员接着就把我们带到了走廊尽头的房间，并关上了门。

房间的地板是黑色的胶木和假皮革。 在屏幕的蓝光下，浩唱起了一首又一首的日本民谣。我坐在长椅上，看着他拿着麦克风唱着歌，唱的歌一首比一首柔情。他脸上的表情还是和在实验室里的一样——他非常认真地，对着我，也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尽情地表演。

又一首歌开始了。这次，他向我伸出手来，我起身，接受了他的邀请。他一手握住麦克风，用微弱而质朴的声音低唱，另一只手则揽住我的腰，带着我跳了一段慢舞。我们跳起舞来十分笨拙，如同两个初中生，彼此之间几乎没有肢体和眼神接触，只是专注于各自的步子。 我与浩共同度过的时光，几个月的邮件和Skype、几周无时无刻的陪伴，一起探究他所最重视的东西（他的工作）都不过是一段“工作需要”的亲密关系——我是记者、他是采访目标。在浩的眼里，我是一个沉迷于他的女人、他的镜像、他的回音、他的自言自语。而在我眼里，浩则是一个古怪的人——他总是穿着黑色衣服，甚至制作出了自己的“克隆”。他的这种古怪恰恰符合了我作为一个记者的需要。这不同“版本”的我们，现在在一个狭小的、黑暗的屋子里跳舞，而这不同的“版本”之间的纽带则是一种狭隘的迷恋——这种迷恋本身也带着狭隘的目的。

而人与人之间最需要的又是怎样的纽带呢？而多强的纽带才足以让我们减轻孤独的痛苦呢？换作你，你会用四个月的时间来换取一段不良的情感关系、一个小时的卡拉OK，和跟一个机器人专家在大阪酒吧的慢舞吗？你会用几周毫无意义的机器人性爱来换取生理上的舒适吗？你会用几次不满意的约会来换取一次跟一个聊天机器人亲密无间的电话交谈吗？你会用舞伴腰肢扭动的体验来换取未来最完美的硅胶“皮肤”的触感吗？你会用和我跳舞的机会来换取和双生子机器人跳舞的体验吗？

曲终人散。酒吧门外，漆黑的购物广场弥漫着死寂。浩和我分道离去。

我离开了日本，把和浩度过的时光抛于脑后。

也许很快，我也会把和伊森度过的时光抛于脑后。现在的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能够说得准的只有我们之间那11000多公里的距离。

于是，我和伊森顺其自然地交往着，用声音代替肢体接触，通过语言来维系我们之间的纽带。我们细心安排彼此之间的通话和那些成堆的短信。我仔细聆听他那深沉而又如音乐般美妙的声音，想象他坐在他那角落的办公室里，四周环绕着写字楼的玻璃落地窗。我们为对方讲述专门存下来的奇闻趣事。我们给对方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和电影。为了让对方更加了解自己的生活，我们也会交换照片。我能想象到他低头看着手机的样子——他低头的时候脖子后面会有一个小小的凹陷。

的确，由于距离的缘故，我们几乎不“了解”对方——但我们却犹如两个同步的人，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彼此。在日本的那段时间里，我们短暂地有过肢体接触；而在那之后，我们所有的联系，都从这短暂接触中萌芽而生。他曾告诉我，在我离开后的那个星期里，他有两次在半夜起床，半睡半醒地打开加热器，并从衣柜里拿出一个额外的枕头——他的一部分告诉他，我仍在他的床上睡着。尽管我已经离开，在他看来，我的身影却仍回荡在他的家中。

我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坠入爱河。

在这个故事发表后，石黑浩在东京未来科学博物馆（Miraikan science museum）推出了他的“最美丽的女人”——Erica。它能够自主运作、解析人类言语，并通过神经网络运算做出应答。Erica模型目前被日本的三所大学用于人机交互研究。

翻译：octavarium1999，D，郑淡容

校对：EON，octavarium1999

编辑：Spring

原文：https://www.wired.com/2017/10/hiroshi-ishiguro-when-robots-act-just-like-humans

Alex Mar

作家，现居纽约，著有《Witches of America》。为《纽约时报书评》、《卫报》、《连线》等撰稿，《The Oxford American》的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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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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